因为工作关系，也因为多少沾了点文人的边，故与一些文化人有过交往，有的也曾同桌进餐、把盏品酒。而今回味，那一个个场景，本身亦似一坛坛陈年佳酿。
   
    品酒，从来就被文人看作是高雅的事。想及2004年9月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绍兴开幕，作为演出分会场之一的英台之乡上虞，迎来了诗人的贺敬之夫妇。晚宴在上虞宾馆举行，宴席上，贺敬之甚是豪爽，大凡有人敬酒，无论是谁，他都一干而尽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喝酒要的是热烈、痛快，别拖泥带水。”夫人柯岩女士因身体原因，没有多喝，但她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的敬酒之举，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。贺敬之自是好酒量，下楼之时，我欲搀扶，他说：“我没醉，我自己走。”晚上，我陪同他们夫妇俩去上虞剧院观看诸暨小百花剧团演出的越剧《东山再起》。坐在剧院里，侧身看去，但见贺敬之微红着脸，越发精神了。当剧中人物谢安言及喝酒能增壮志豪情时，他竟由衷击掌，失声叫喊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”诗人的激情借着酒兴，在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   
    与文化名家聚首品酒次数最多的，怕要数导演谢晋了。记忆中，总不下二十次了。这让我终于相信，谢导在家乡只喝女儿红，且酒量大得惊人。只要一坐到酒桌上，谢导便来了精神，且总是一扫拍电影时的那种严肃神情。可也有例外，去年春节回乡，市里宴请他。餐桌上，他见我酒杯里盛放着葡萄酒，便满脸的不高兴，“这不像话，必须换上女儿红！”他用拍电影时对演员的那种严格态度“命令”我，没有丝毫商量余地。无奈，我只好改喝女儿红。“乡人就得喝乡酒。”换了酒，谢导才绽放笑容。酒桌上，谢导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听他说“笃螺蛳下酒，强盗来了勿肯走”的家乡语，大家一齐笑翻天。他说小时候祖父总是用筷子蘸酒给他尝，以后自己便“偷”着喝，及至青壮年时一喝就是七八斤，如今八十五岁还能喝四五斤，大家惊得不住眨巴双眼。他说拍电影时断然不能少却酒，没了酒，便会丢魂走神，于是大家会心颔首……我断言，少了谢导，这宴席便如战场少了领军人物一样，会孤寂得很，而乡情年味也会因此而衰。
   
    文人雅士爱喝酒，多出自天性，决非为表示风雅，三杯入口，万虑皆消。因为乡贤谢晋的引荐，上虞请来了美术家韩美林设计并制作“舜耕”石雕群。在考察期间，我有幸与韩美林入宴共举酒杯。酒，当然是女儿红，那天中午他喝得够可以。本来就率真、直爽的画家，在微醺里，既讲自己的坎坷人生，也说自己的艺术生涯，间或高亢激越，间或低吟深沉，时而拍案而起，时而酣笑淋漓。难怪有人说：“韩美林有艺术家的执着与灵性，有佛家的机锋和思辨，有人生行者沧桑过后的从容与豁达。”那天下午，当我陪同他前往谢导故居参观时，乘着酒兴，他竟搂着我的头拍了一张《瞧，咱兄弟俩》。他的未泯童心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   
    当薄寒夜晚，微雨窗前，携两三朋友，徐徐共酌，对面只有知心友，两旁俱无碍眼人。其时也，清言娓娓，诙谐杂出，谈书画，说友谊，口讲指画，兴会淋漓，那种情味，则是我与国宝鉴赏家、国务院“古代书画鉴定小组”成员杨仁恺先生把盏品酒时获致的。杨仁恺先生多次来虞考察，每每设宴招待，只三四人陪同而己，因为他喜欢清静。我曾先后三次作陪，每次品酒，恍如作了一次倾心长谈。但三句不离本行，他用浓重的四川话谈的，常常是对书画的痴迷。当我问及如何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时，他竟主动与我干了一小杯白酒，透过其厚厚的眼镜片，我发现他原本稍稍干涩的双眼一下变得有神有光。他如数家珍，在为其频频添酒中，我亦仿佛站在了800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前。有一次，宴会行将结束，八十九岁的杨仁恺先生还满足了我的特别要求，乘着酒兴为我题书了“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”的对联。这副对联是需要我用心去品的，因为其中包孕着一位老辈对小辈的鞭策与砥砺，其意味自比任何佳酿更为深长。
   
    将品酒变异成品茗的，当然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、浙江作家王旭烽了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了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弟子、著名茶人刘祖香先生的介绍，我认识了她，且谈得一见如故。无论是她为《南方有嘉木》一书搜集素材到上虞茶区考察，还是携《茶者圣——吴觉农传》到上虞举行首发式，我都始终陪同。尽管在会议中，在讲座上，王旭烽侃侃而谈，潇洒自如，可一到酒席上，她则腼腆得很，看得出，她不胜酒力。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，她终于同意斟上一小杯。一小杯，她竟品了一整餐，然而，与其说是在品酒，不如说是在品茶。酒有万般滋味，亦苦亦甜，茶不也如此吗？而我更相信，王旭烽早已将品酒、品茶与品人生“三品合一”了，因为人生如酒，辛辣之中带着醇美；人生如茶，苦涩之中带着甘甜。不是吗？《茶人》三部曲，她写了整整十年。人生有几个十年哪？
   
  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。诗中常常流淌着两种液体，一种是眼泪，另一种就是酒。时至今日，我更愿意将眼泪理解为感情的迸发。想想也是，文人墨客假若少却了感情的涌动，他的笔下，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呢？